绵延对谈|上海在做什么?(下)
主办: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时间:12月10日 周三 15:00—16:30
地点: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一层活动中心
主持:秦思源
嘉宾:徐震 杨振中
(文字根据讲座录音编辑整理)
徐震:2005年我们开始做ArtBaBa当代艺术社区,最早时候这个项目叫嘿社会,因为艺术家和投资人的理念不同就撤出来做ArtBaBa。这个应该是微信时代之前国内最活跃的当代艺术网络社区。这个网站其实现在还在,只不过不像当年那么火了。
杨振中:2006年这个展览叫《38个展》,参展艺术家有38位。这个展览我们要求每个艺术家当做个展来做,展厅挺大在龙华路的创意大院。展陈设计方面,我们在展厅里面做了很多墙,每个艺术家都划了一块自己的空间,这些空间都是下沉式的,因为我们把地面抬起来了。
徐震:这个展览因为遇到审查只展出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实际上我们之前的展览大部分都是没有进行审批的。这个展览审查部门过来,觉得老金锋的作品有伤风化。老金锋招了50个民工涂层金色站在墙旁边,审查部门觉得有点讽刺反对上访的意思,所以开幕半个小时就被查封了。
杨振中:2007年我们做了《吞图项目》,这个项目有点像早期的INS。我们在做一个“垃圾图片”的概念,就是说数码时代每个人电脑里有无数的图片,大部分存在那里都不会去看。我们就把这些垃圾图片全部收集起来,把每一张图片变成一分钟,在线上和线下播放。吞图项目实际上最后就变成一个屏幕,屏幕上每分钟不重复的放一张图片。这些图片的来源,是各种人通过电脑或者网站系统提供上传的,1天大概有1400多张图,一年差不多有五六十万张图。这个项目一直做了5年,后来因为系统崩溃也就结束了。
徐震:比翼艺术中心是上海的几个艺术家,包括乐大豆、我、现在的没顶团队,从1999年到2008年整个10年期间做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因为当时国内没有太多的当代美术馆,也很少存在一些非盈利机构,所以其实比翼艺术中心在那个年代不光展示视觉艺术,也举行了很多活动,包括地下诗歌、舞蹈、戏剧、摇滚音乐会等,在上海基本上成为一个青年文化的聚集地。
小平画廊开的时候正好遇到2008年金融危机,画廊开完了就没有人买画了,差不多一年就关门,就举办了大概两三个展览。这是艺术家们集资做的一个画廊,委托比翼艺术中心的人来管理和销售。画廊面积很小,在莫干山52号里面,大概150平方米左右。2009年,比翼艺术中心的运营也结束了,然后没顶公司开始运营,其实意味着艺术家自发组织策划运营的时代也就结束了。
杨振中:2009年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型的展览《资产阶级化了的无产阶级》,又叫“当代艺术在上海松江”。那个时候上海松江还不像现在样,现在已经变成了很多艺术家工作室的集散地。我们当时在松江找了一个艺术园区,在园区做了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跟以前我们策划不一样,它像一个主题展。以前很多展览我们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结构,一个形式上的结构,这个展览主题就是“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这个主题下艺术家做新作品来参加,专门为这个展览做。展览展厅很大,很多艺术家作品展示的空间很充分。
徐震:国内的艺术市场,比如画廊,差不多是06年左右开始爆发式增长,艺术家也进入了一个跟画廊、市场开始博弈的成长阶段。为什么比翼艺术中心在09年关掉?因为很多艺术家愿意把很好的方案、想法去给到更能支持他,能够给更多制作费,能够产生更好的媒体推广效果的画廊系统,那么我们就觉得非盈利机构那个时候的功能性意义功已经不大了。但是上海的艺术家还是觉得经常做一些活动比较有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玩法和兴趣,所以艺术家的活动其实一直在持续。
杨振中:2011年我们做了《未来的节日+桃浦大楼》。2009年左右,上海很多艺术家搬到了一个新的园区,叫桃浦创意园。创意园里面有1栋大楼叫桃浦55号楼,我们叫它桃浦大楼,大楼的5层全部都是空的。我们当时搬到园区后,跟园区有一点合作,从10年到11年,几乎有点狂欢似的在里面做活动。我们在桃浦大楼里面,不停的召集上海本地和外地各种机构及大大小小的艺术团体过来做展览、表演,各种形式都有。“未来的节日”是这段时间我们和哲学家陆兴华做的项目。这是一个聊天的活动,几乎每个礼拜都跟陆兴华一起聊天,他说一大堆他的哲学理念,然后我们做展览把他的很多语录变成视觉形式。
那一年的时间,桃浦大楼这个园区突然变得很热闹,隔一阵子就有展览,隔一阵子就有一大堆人来看展览,我们一边做活动,园区一边租空间出去,一年多时间以后,基本上这栋楼都租的差不多了,我们做展览的空间就越来越少。现在看来基本上成了一个招商行为。我觉得很多艺术空间,包括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是慢慢的就遵循这样一个轨迹。
《海报展》是桃浦大楼的最后的一个活动,我们邀请了60多个艺术家,每个艺术家来做一张关于共产主义的海报,就是你认为的共产主义的海报是什么样的?我们给了艺术家相同的尺寸,在规定尺寸下进行创作。
徐震:2015年我们做了《发明仪式》,当时做这个活动的是想为当代艺术设计一套类似佛教或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仪式,整个是有很多艺术家作品组成的一个仪式的过程,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综合艺术媒介或者总体艺术的现场。这个活动后来有1.0版、2.0版、3.0版,我们基本上是把道具寄到展览现场,比如参加莫斯科双年展,然后培训当地的志愿者来进行仪式的表演。
2019年10月20日,我们在上海崇明岛前哨湾做了首个当代艺术群展 《降临:发明风景,制作大地》。这个项目是跟上海崇明岛区政府合作的一个小型村落的开发,以艺术活动作为整体的串联,分为户外跟户内两个部分,由没顶公司主办,陆兴华担任学术主持,他当时定的主题是“降临”。这个村落非常小,只有一百六十几户人,里面遗留下来大量的上世纪60年代开垦留下的老建筑,村子的名字叫前哨村,因为它周边正好有一个河湾,我们就把它叫做前哨湾项目。
前哨湾项目覆盖崇明岛中北部整个前哨村。由当代艺术、大地景观、创意文化孵化计划、艺术家驻留项目、前哨当代艺术中心、共享创意空间、艺术民宿、餐饮、以及儿童艺术教育等板块组成。现在很多去崇明骑车或者摩托车徒步的都会到那里去打个卡。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当代艺术跟文旅结合的项目。
杨振中:2020年正好是“超市展”时隔20年,我们在超市展举行的上海广场,做了《上海广场》展览。参展艺术家有当年参加“超市展”的,也有一些新的年轻艺术家,包括现在的一些潮流艺术家在里面。
我觉得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是,20年前我们去租一个场地,想要做一个艺术作品可以销售的展览。20年后同样的场地,商场方开始主动来邀请艺术家来做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也挺有意思,叫“上海广场”,上海广场就是他们那个场所的名字,但是广场也有更丰富的含义。 一个商场,所谓线下零售业的一个场所,在现在这个时代加上疫情,实际上变成整个shopping mall,所谓的购物中心变成了一个广场,变成了一个像美术馆一样可以做大型作品展览的场所,变成了一个聚集的广场,这也是挺有意思的现象。
秦思源:10年前北京的艺术生态还是很给力的,艺术家和画廊都比上海要多。但现在北京跟上海一比好像差很多了,很多更国际化的艺术现象都是在上海出现的,而不是北京。
我们回头去看刚才介绍的那些早期展览,如果放在现在它还是很前卫。比如说“快递展”,现在我们活在一个网络购物的时代,特别是疫情期间,天天离不开京东、淘宝,快递已经成为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想到了用快递作为媒介,把艺术作品或者把整个一个展览送到家里面去。感觉十几年前他们已经把这个事情提前做了。
比如“超市展”,那个时候有实验精神的艺术家不多,展览又非常少,几乎没有当代艺术展览。而他们从一个没有展览的状态,直接进入把传统展览模式消减掉的状态,从现实跟艺术的关系出发,让展览直接进入社会。这种做当代艺术的方式,不是参考国外是怎么做的,而且完全是跳过一个标准和形式,直接进入现实。
所以其实很多前卫的实验性工作早就做过了,你们怎么面临当下的现实?你们觉得现在的实验是什么?对于当下实验性还是否重要?
杨振中:其实我们做这些展览,针对现实一块讨论然后聊出这些想法,并不见得当时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在进行中的状态。我觉得现在也一样,现在我们能看到那么多变化,比方说没顶公司一直在做很多展览的策划,包括也在跟商业合作。但和90年代末到2000年初这段时间比较起来,我不知道是现在的效率高,还是那时候的效率高。那时候你做一件事就是一件事,现在可能你需要把一系列的事情组成一起,才能成为一件事,这个角度看现在更难了。 当下应该该怎样,我觉得谁也不知道,我们都在进行中,至少这种边做边看的状态是对的。
徐震:回顾过去,那个时候你也不知这些实验有没有效,其实就是大家一时冲动弄了一个项目,然后过两个月成功了就又弄一个,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比较好。当然时代的变化很大,可能大家从没钱到有钱,从作品很小、黑白的到作品很大,彩色的,比如“超市展”的里面的艺术家,基本上成为了国内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其实就是一代人这样走过来了。
另外我觉得没有创造力就正常的结束,有创造力就继续扑腾。实验其实是一种盲目的行为,不一定有一个预设的结果。最近也聊到,现在社会的很多行业对当代艺术似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需求进行结合,我觉得这是其他行业跟艺术产生了一种关系,可能对于那些行业来说,这个是他们的一种实验。所以我觉得艺术家在今天应该更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秦思源:现在艺术家面临的生态跟你们当时非常的不一样。当时你们几乎没有当代艺术的生态,你们是在创造一个生态。现在的年轻艺术家一出来就面对一个系统,面对各种现实带来的压力,很难保持你们那个时候的轻松。
徐震:我觉得不用夸大那个时代的轻松,因为那个时代什么都没有。你把我放在这个时代,如果我现在是20岁,也许跟现在的年轻艺术家一样很怂,看到画廊看到机构,就要递交方案,甚至自己想办法贴点钱也要参加展览什么的,拍策展人马屁。我觉得这很正常。
现在进入了一个当代艺术超级职业化的时代。我们这种年龄其实是参与了很多机构的建设,在很盲目的情况下去摸索一些标准。现在我们人到中年了,经常会遇到一些人让给年轻人提一些建议,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完全不用听我们的。我们现在也在跟年轻人一起抢资源,年轻人抢我们也要抢,只是有时候觉得你们要抢的我已经有了,我可能会去想怎么抢更大的资源。
其实所有有创意的想法,好的作品和好的展览,都含有冲突,含有令你感到刺激的东西,都是破坏平衡的结果。所以大家最好保持一种狼性的东西,彼此该淘汰淘汰,该往前走往前走。
秦思源:在2009年,你们把比翼这种非盈利模式转型成没顶这种盈利模式,实际上是抱团取暖的方式变成一种更职业化的方式。现在你觉得还是那种抱团取暖的方式还有价值吗?比如说做非盈利这种方式,对于年轻的力量还有必要吗?
徐震:这里面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我觉得做非盈利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做非盈利就是你要去推喜欢的艺术家,其实很简单,本质上是通过帮助别人实现你自己。我现在感觉很多非盈利都是打着非盈利名义做地下画廊而已。还有一种就是做非盈利,会觉得我现在在做一件政治正确帮助大家的好事,这种心态其实挺无聊的。当然有非盈利总归比没有好,这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杨振中:现在的艺术体制相对完备,年轻的艺术家可能存在一种被快速被消费的情况。很多学生可能刚在学校做了几个比较出挑的作品,马上就被画廊、美术馆盯上了。很难判断这对一个艺术家是好还是不好,有可能是很好,因为他如果本身能量足够的话,在快速被消费的过程中能挺过来,最后还是能够保持最初的状态。
另外我觉得刚才徐震提到的“打破平衡”,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做这些活动,可能就是在打破一个当时的平衡。当时没有艺术体制,没有几家画廊,计划没有私立的美术馆,可能只有几个公立美术馆,那些美术馆根本不会来找我们这样的艺术家做展览的。那么现在这个艺术体制很完备的情况下,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如果现在的艺术家去打破它,可能就产生另外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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