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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卢昊:作品不在体量在观念

8月29日“民间的力量三十年”系列讲座——“一粒沙的故事”,艺术家卢昊为观众讲述了一个心酸的普通民工的故事,再把这个如今已司空见惯的故事化为一件重要的艺术作品,艺术家悲天悯人的情怀让在座的所有人动容。随后,卢昊又为大家展示并介绍了自己重要的几段艺术经历和作品,不论是北京长安街长卷,亦或是限量法拉利设计,都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一个艺术家精彩的思想和旺盛的创作力。

《一粒沙》是我2004年的作品。2004年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新闻,当时有一个湖北的民工在北京打工,过年的时候没有回家,他的妻子带着女儿来北京找他,后来才知道他因为讨薪被一个地产开发商打死了。尸体就埋在一堆砖堆里,一个挺悲惨的故事。根据这个故事,我做了《一粒沙》。这里也有一个机缘。维他命小组的策展人当时找我,说现在只有100块钱的制作费,能不能让一个艺术家做一件作品,当时我就想到这个故事了。我觉得给艺术家制作费越少,越考验艺术家的智慧,有的时候作品不在于体量,关键在于作品背后的观念。拿100块钱做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就从马路上捡了一个小沙粒,请了一个做微雕的人把他的一生刻在一粒沙子上。我的想法是,他的命运就像风随便可以吹走的一个沙粒,于是便有了这件作品——《一粒沙》。

《一粒沙》后来被几个重要的展览都约去展出,还做了几个复件。美洲国家银行收藏了其中一个复件,他们明白了其中的故事。美洲国家银行在一千多平米的大厅中间做了一个铜台子,四周用拉丁文、英文、法语和中文刻上了这个民工的故事,在上面照了一个拱形的玻璃罩,然后把一粒沙上的内容,就是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内容打在大的穹顶上面,我自己特别满意这个展出效果。

提问:您好!卢老师,刚才您也介绍到了,您最早是做水墨和国画的,想知道是怎样的一个经历让您转做当代艺术?

 

卢昊:在我画水墨画的时候,正好是有中国的另一个文化运动发展最高峰的时候,就是摇滚乐。我有很多玩摇滚的朋友,那个时候我画完画,晚上就跟他们一块去玩摇滚。忽然间开始我觉得,画水墨的那个感觉离年轻人的生活太远了忽然间觉得我想选择另外一种生活的态度或者是生活方式,然后我就开始接触摇滚。但是回到现实当中,一下跟老师甚至跟同学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因为他们的环境跟我走出学校的环境形成巨大的反差。然后我自己觉得,也许他们的思维方式有问题,他们也会觉得我有问题。通过玩摇滚的那一段时间,我开始慢慢接触当代的这堆东西,包括有很多当代的信息跟资料,后来我开始慢慢有意识地自己想做一些东西。这个时候,跟方力钧接触比较多,后来跟栗宪庭老师接触也比较多,他们给了我特别多的影响。然后我终于开始觉得我要按我自己的方式来做作品,而且这种方式不是花鸟虫鱼、梅兰竹菊这样一种东西,然后开始有意识地去选择和寻找一些当时在西方很有名的艺术家资料,还看了当时艾未未出的黑皮书,了解到台湾的艺术家谢德庆,然后徐冰,也包括艾未未的作品,,他们的作品给我们那一代艺术家特别大的一个精神鼓舞。
提问:卢老师我可能有两个问题问您:第一个就是因为您是北京人,对北京的现代化这种城市改造对北京的旧有的面貌的这种破坏也好,你是非常关注的,我看您的作品做的其实又很轻松、很智慧,不是有特别强烈的批判色彩,您怎么对这种事情就是您的态度是一个很强烈的吗?还是说您觉得本来就是现代化发展中必然的一个过程。


卢昊: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人可能有的时候人逐渐变老的一个过程,人随着自己年龄变得越来越大,可能人越来越怀旧了,我自己感觉就是我很怀念我小的时候生活的那个背景,因为那个时候北京的人际关系,邻里关系,包括城市的拥挤程度都不像现在这样,然后可能你买一个东西吃也不会担心他吃完了会不会有问题,你走到街上也不会有这么拥挤的一个环境,然后那个时候整个给我的感觉就像我们以前看那个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感觉是那样的,我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连着看了三四遍,就在同样一个电影院里边没走,我一直看那个片子刚出来的时候,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就是很怀念以前的北京,也许当然北京现在可能变得比以前越来越好,也会是这样子,但是人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情绪停留在一个状态里边,我自己可能属于这一类人,所以我喜欢的很多东西都是这种老的东西,也正好跟我自己做的这个工作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差,所以有的时候比如像我自己一直处在一个挺纠结的一个状况里面。


提问:您的身份其实很多元,除了这个艺术家您本身我们也知道是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的策展人,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设计,您怎么看待就是您这种多元的一种状态,而且您怎么区分给我们讲一讲作为一个策展人和一个艺术家纯粹的视觉艺术家还有设计师他们不同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区别?

 

卢昊: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当策展人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就像艺术家有的时候觉得老自己做演员做烦了,老想做一回导演,老想做一次导演的这种工作,也是特别偶然的一个机遇就是让我做中国馆的工作,而且第一次做策展的工作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当时代表一个国家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选艺术家。我忽然间觉得这个工作对我其实是挺吃力的,因为我首先不是专业策展人,我是一个艺术家,我选作品都是按照这种国际上重要展览的这种方式,包括我自己个人的这种判断力来寻找艺术家,其实这个也挺难的,因为在中国你有那么多的艺术家,这中间不乏你的同学、哥们、很好的哥们,甚至老师,甚至有很重要的艺术家,有很重要的老师推荐的艺术家,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选择艺术家的时候尤其是面临这么重要的展览去选择艺术家的时候,有的时候很难回避人情这个概念,但是你要把一个东西做到一个绝对又很不容易,这中间要得罪很多人,有的时候这个里边还有很多很技巧性的这种工作,包括人情、人际关系的这种工作都是大量的,包括你的发展、画册的设计、艺术家的选择,艺术家整个作品的运输,包括所有的人员到了威尼斯之后的这种安排酒店展出的这种空间,然后我们用的工具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是在每天你起来的时候面对这些都是一堆工作,所有的这些工作都需要你自己去开始,而且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在看你来做,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是挺难的一个工作。只是我咬牙把这个事情扛下来了,做完这个展览我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后来家里边说不能再做了,因为这种工作对于我自己我觉得付出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做完这个展览之后我调整了挺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也发现了,通过这个工作我也发现了做策展人这个工作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艰辛,是以前我做艺术家根本没有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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