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力量”三十年展览期间，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拟安排系列的公共教育活动，“民间的力量三十年”系列讲座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美术馆为了更好的体现公共平台的职能，将讲座现场从传统的封闭空间挪到了展览大厅的访谈空间，希望在一个更开放的空间里面产生出更丰富的传播及教育意义。7月4号下午2：30，“无名画会”的代表人物马可鲁来到美术馆访谈空间，给公众带来了一场谈论“无名时代”的讲座，由此拉开了展览公共教育活动的帷幕。

►马可鲁

大家下午好！首先我谢谢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组织这个展览非常的不容易。
今天我有幸讲讲这段70年代的历史——“无名年代”。

我想和大家理清一下无名和无名的来由。你们大家都知道“85运动”，知道“85思潮”，你们也知道可能79年的星星画会、四月影会、无名画会这些带有一些所谓革命性质的，但是无名画会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说清楚一点。无名在79年之前不存在这个名字，没有无名这个名字，“无名”这个名字只是因为在展览，要做展览期间，所有人想了很多名字，没有人同意，然后才叫了一个“无名画会”。它是一个自然群落，这个自然群落的年龄差别近乎到二十几岁，所以它是一个由不同年龄组成，自然的、松散的聚集到一起的一群画画的人。

逃哪儿去呢？逃到艺术里

在谈到无名这段时间的时候我又想到我们“民间的力量”这个展览的名字，这个名字很振奋，但是在那个年代所感到的是非常无力，基本是没有任何出路的。我们现在到一楼去看“竞赛单元”作品我非常喜欢，我觉得你们这些年轻人非常有想象力，而且他们运用的各种各样的媒介、手法都很成熟，而且都很大胆，想象力也非常好，各种各样的手法。但是在70年代基本都是很单一的绘画，就是在平面上，而且这个平面还不像我们现在都是到工作室去，偌大工作室，偌大画布，那个时候都在小纸片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还要回到当年那个语境才能够明白这些人做的事情，他们所面对的和他们的苦难。

如果说无名的政治史，要谈到这些成员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社会位置，他们的家庭，甚至他们的观点。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的一个非常时期，不要说做展览，画画也好写文章也好，所有这些都要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处于那种环境下，所有的美术基本都是宣传工具，都是限定你要画的，可以画的，甚至你在画的时候使用的颜色、色彩这些，不管各行各业，都要严格地遵守所谓的政治正确，当时的政治正确。无名的这些成员像我的朋友有的都是在社会上应该是属于被专政的部分的。所以自然的，我们常常感觉到一种负罪感，没有什么力量，虽然是“民间的力量”，但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只有逃跑，逃哪儿去呢？逃到艺术里，所以艺术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一条逃亡之路，这个逃亡之路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情感、苦痛或是遭遇也好、补偿也好，也是一条不归路，那个时候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如果要是走自己的艺术道路，你不可能到画院、美术家协会去或者是考美术学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刚17、18岁、20来岁，也没有大学，大学差不多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而且显然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进的，因为你画这样的画，明显的是背离主流。

它不是革命，它是自由的艺术发生

所以从艺术的道路上，我们互相取暖。整个这十几年，大家在一起，我们的确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不像现在玩艺术或者是怎么解构、恶搞，在那个时代不可以的，而且也不存在这样的名词，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艺术，所以这一点和现在你们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所有这些艺术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于色彩、对于色调对于笔法衔接、对于结构、对于面对自然时候的气息，画面处理的分寸感......所有学术问题都是非常认真的。所以它不是革命，它是要拥有一个正常的绘画的权力而已，在那个时代就相当于木心所说的“你要我毁灭我，偏不！”就是不作为任何权力意志的工具，不助纣为虐、不接架，这些最基本的品质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品质，这也是从现代主义发生以来作为一个个体的艺术家应该拥有的一种品质，但那个时候这些艺术家做到了。

那时候我们的艺术实践是通过写生或者是自己在家里画，没有工作室概念。在方寸之间，在一本书大的纸里面你要解决所有绘画的问题，不是把它作为习作，没有习作这个概念，如果在学校里它有创作课，告诉你怎么样创作，然后你所有的练习、习作都是为了创作，这一点是非常的不同的。再就是信息，当时主流基本继承的都是苏俄的那个社会现实主义，我们可能不太在意那个，就是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对于从印象主义以来到现代主义的种种研究，然后再加上年龄大一些的成员不满足于这些，我们也经常讨论，讨论关于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的艺术之间的关系，甚至争吵，激烈争吵、比较，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边能看到从题材、手法到细节上有很多中国文人画的气质。一直是在艺术的范畴之内做着最大的努力，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它不是一种运动，它也不是革命，我要强调这一点，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艺术发生。（未完待续）